初中时代,每每读到课文《公输》里 “荆有云梦,犀兕麋鹿满之”,我总会暗地里偷笑:古人还真逗,中国哪儿来的“犀兕”(犀牛)? 怕是把带獠牙的大野猪,认成脑袋顶上长角的犀牛了吧。
后来的我才知道,哪怕只是一百多年前,华夏大地上尚有大量犀牛繁衍生息。它们在中国疆域内的消失,或许是古代文化发展的生态代价。

它们曾经在中国分布广泛,为何如今却踪迹难寻?-MAAMX

在我国东部,公元1880年尚有犀牛分布;但到了1953年,已经难寻犀牛的踪迹。图片:参考资料[1]

 昨日与今日:东亚

大型动物的兴衰史 不仅仅是犀牛,亚洲象、虎、棕熊和亚洲黑熊,历史上都曾广泛分布于我国东部的大部分地区。但如今,这几种大型动物,在我国境内的分布状况都不理想。世界上所有现存的虎都属于同一个物种(Panthera tigris),它们被进一步分为若干亚种,我国主要可见的是东北虎、孟加拉虎和华南虎 (可能野外灭绝)。如今,东北虎游走于中俄边境一隅,而其余二者只见于华南至西南边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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虎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。图片:参考资料[1]亚洲黑熊(Ursus thibetanus)在我国东部尚有几块不小的分布区,与之相比,它的兄弟棕熊(Ursus arctos)要可怜的多:几乎只能“蜗居”在喜马拉雅山区和东北部分区域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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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黑熊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。左滑查看:棕熊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。图片:参考资料[1]更惨的是亚洲象(Elephas maximus)和犀牛(Rhinoceros / Dicerothinus spp.):前者仅在云南西双版纳还有少量边缘分布,后者甚至彻底被“驱逐出境”了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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亚洲象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。左滑查看:犀牛在我国东部的分布变化。图片:参考资料[1]在过去有记录的历史内,它们的分布区都在持续减小。仅就我国东部而言,2000 年前,南起两广地区、北至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区域,均有这五种大型动物的分布记录。此后,亚洲象和犀牛的分布开始慢慢缩减。虽然直到 19 世纪末,它们仍然或多或少地生活在我国东南部;但是到了 20 世纪,它们的分布范围进一步锐减,并最终达到现在的状态 [1]。

 是谁把大型动物“赶出中国”? 这些大型动物的分布,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变迁?过去的研究认为,这主要是由于气候变化 [2]。毕竟在过去几千年间,中国曾发生过多次明显的冷暖气候交替,极端天气也不在少数 [3]。不过,由南京大学主导的一项研究却表明:这些大型动物的减少,或许是由农耕文明的发展造成的 [1]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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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耕文化可能对大型动物的分布产生了负面影响。图片:Pixabay研究者整合了过去两千年来,中国东部各地有关大型动物的考古及文字记录,结合各地方人口密度、耕作方式等反映文明程度的指标,以及历史气候变化数据,分析三者的关联性。这项研究于近期发表在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》(PNAS)上,结论主要包括以下两点:1

农耕文化的影响更大 

大型动物分布区的缩减,在很大程度上与农耕文化的发展相关,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则要小得多。早期古代中国的农耕文明重心主要位于黄河流域下游;随着时代更迭, 农业文明整体呈现南移趋势;大致在19世纪末期, 整个中国东部地区均发展至农耕文明的较高水平——这个趋势与历史上大型动物分布界限的推移高度吻合。另一方面,虽然在这段时间内中国东部气候也发生了明显变化,但可能只有虎的分布变化受到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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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能只有虎的分布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。图片:J. Patrick Fischer / Wikimedia Commons

2

总体影响是消极的 

农耕文化的发展,总体上对大型动物的分布具有消极影响。一方面, 农业发展迫使大量陆地自然生态系统被转变为耕地,直接造成动物栖息地的缩减;另一方面,农耕个体出于保护作物的目的,不可避免地与野生动物——尤其是植食动物频繁发生冲突。不过,影响也不总是负面的。例如,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,农业产量提高,进而可以缓解单位人口增加对大型动物的消极影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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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去两千年,我国东部的人口密度、农耕强度与汉文化的空间分布变化。图片:参考资料[1]同时,与少数民族相比,汉族文化的发展在整体上给予大型动物的打击更沉重——这可能是由于农耕活动在汉族人群中更受重视 [4]。

 可避免的冲突与和谐相处之路 研究古代文化发展对自然生态的影响,其实有助于理解生态问题的根源、为生态保护提供新思路。人类开荒拓土的需求,直至今天都始终存在。如何在社会发展与自然保护之间达成精巧的平衡,仍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。例如澳大利亚北部的原住民,定期靠放火焚烧林地获得经济收益。这种行为看似原始,却是维系当地人与自然的文化纽带 [5],并且能够阻止林下落叶等有机物的积累,从而避免大规模自然火灾的发生。适当的放火烧林不但没有破坏生态,反而创造出了当地独有的生态完整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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欧亚猞猁的幼崽。图片:Bernard Landgraf / Wikimedia Commons在相对发达的地区也有正面例子。近年来,欧洲不少国家的大型食肉动物(如欧亚猞猁 Lynx lynx)种群基本保持稳定,甚至出现明显增长。这样可喜的局面,则要归功于欧盟各国强有力的司法制度和有效的保护方案。以前,我们牺牲大型动物,以换取社会发展;但到了今天,我们可以用更智慧的方式,留住这些与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的生灵。

参考文献:

[1] Teng, S. N., Xu, C., Teng, L., & Svenning, J. C. (2019). Long-term effects of cultural filtering on megafauna species distributions across China. 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.

[2] Sandom, C., Faurby, S., Sandel, B., & Svenning, J. C. (2014). Global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extinctions linked to humans, not climate change. 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: Biological Sciences, 281(1787), 20133254.

[3] Lorenzen, E. D., Nogués-Bravo, D., Orlando, L., Weinstock, J., Binladen, J., Marske, K. A., … & Ho, S. Y. (2011). Species-specific responses of Late Quaternary megafauna to climate and humans. Nature, 479(7373), 359.

[4] Li, X., Jiang, G., Tian, H., Xu, L., Yan, C., Wang, Z., … & Zhang, Z. (2015). Human impact and climate cooling caused range contraction of large mammals in China over the past two millennia. Ecography, 38(1), 74-82.

[5] Ge, Q., Zheng, J., Hao, Z., Liu, Y., & Li, M. (2016). Recent advances on reconstruction of climate and extreme events in China for the past 2000 years. 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, 26(7), 827-854.

[6] R. von Glahn,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: From Antiquity to the Nineteenth Century (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, Cambridge, UK, 2016).

[7] Yibarbuk, D., Whitehead, P. J., Russell‐Smith, J., Jackson, D., Godjuwa, C., Fisher, A., … & Bowman, D. M. (2001). Fire ecology and Aboriginal land management in central Arnhem Land, northern Australia: a tradition of ecosystem management. Journal of Biogeography, 28(3), 325-343.

[8] Chapron, G., Kaczensky, P., Linnell, J. D., von Arx, M., Huber, D., Andrén, H., … & Balčiauskas, L. (2014). Recovery of large carnivores in Europe’s modern human-dominated landscapes. science, 346(6216), 1517-1519.